2018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WC）缔约国评估了一系列生物技术进展被滥用于生物武器开发的可能性（即“双重用途”潜力）。这些技术包括基因编辑、基因合成、基因驱动和代谢途径工程等。这些技术可能在生命科学研究中推广，从而在公共卫生和医药、农业和环境以及其他民用方面得到合法而有益的应用。然而，鉴于它们的可获得性、快速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的进步趋同，这些技术也有可能改变生物武器威胁的前景。
这些新兴技术可能给《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带来挑战。然而，基于科学的评估工具可以帮助分析这些技术能力的潜在风险和效益，使缔约国能够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最可能或最相关的威胁上。将风险评估工具与生物风险管理和社会意识等其他工具相结合，风险评估工具可为降低滥用生命科学进展的风险管理方案提供基础。《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9年科技专家会议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来审查这些风险/效益评估框架，并确定哪些方法可能对缔约国最有用。2019年专家讨论将为今后讨论管理方案提供基础。
风险评估工具
1. 风险评估的界定
分析人员经常使用基于场景的模式来评估新兴技术的风险，并探索潜在的结果或缓解措施。尽管这些分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由于缺乏基于证据的案例研究和过度的想象力（人们可以设想出一个包括了几乎无限数量的可能发生的坏事列表，无论它们多么不可能发生），这些分析往往会受到限制。鉴于生命科学领域的创新步伐迅速，看似无限的可能性使人们高度关注哪些双重用途风险最有可能并值得予以关注、获得资源并进行管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不可能获得全面的知识，应该通过基于科学和数据的“证据权重”方法来评估风险。此外，生物科学具有开放和信息共享的特点，以推动科学发现和这些发现的实际应用。这种双重用途困境的解决方案传统上依赖于科学界的自我管理和生物科学内部施加的学会控制，以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国家和国际协议，以负责任地在全球使用生物技术。通过集中的科学风险/效益评估，系统地评估新兴技术的风险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加强这种自我管理和现有的监督。
风险评估用于确定与未来潜在事件相关的“可接受风险水平”。风险评估包括两部分：分析被评估风险的属性和特点，并将该风险置于其他影响因素的背景下进行评估。英国皇家学会在2009年指出，风险评估可用于应对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新兴生物技术。他们强调了从自然发生的事件或意外发布到故意滥用等一系列事件的技术专家评估。他们进一步敦促采取可降低风险的“对策的净评估”并对社会经济因素予以考虑。
2. 生物双重用途技术的风险评估框架
2007年，美国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对生物双重用途技术的具体挑战进行了研究，并制定了名为《监督双重用途生命科学研究的拟议框架：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信息潜在滥用的策略》的报告。该文件阐明了其界定所谓的“双重用途研究”的标准，将“双重用途研究”的广泛领域缩小到可能被直接误用而构成威胁的特定领域。NSABB框架审查了威胁的性质、目前是否有应对措施、使用该技术的技术水平和成熟度、威胁的范围以及特定技术/信息的潜在效益。NSABB框架还规定了从事双重用途研究的研究人员个人、研究机构和资助者的责任，以及出版商在传播可能被滥用的信息方面的责任。在附录中，该报告建议了一些在进行双重用途研究的生物风险评估和管理时应考虑的要点。
在此基础上，Jonathan B. Tucker于2012年创建了一个适应性框架，旨在开发一种工具，用于评估个别新兴技术可能被滥用于敌对目的的风险，并制定量身定制的治理策略。创建Tucker框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流程：
(1) 技术监测，以发现可能被滥用的双重用途创新；
(2) 技术评估，以确定滥用的可能性和监管的可行性；
(3) 根据技术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选择治理措施。
风险的计算基于技术的可访问性、滥用的容易程度、危害的严重程度以及滥用的迫切性。 然而，关于如何管理该风险的决策是通过对技术“可治理性”的评估来制定的，即各种类型的减少技术滥用风险的治理措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技术。可治理性是根据技术是有形的还是基于信息的、成熟程度和与其他技术的融合程度、发展速度以及国际传播水平来确定的。
最近，由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组建的一个委员会制定了一个评估合成生物学风险的框架。NAS框架评估恶意使用生物技术的因素包括：
(1) 技术本身的性质和能力，包括：易用性、发展速度、现有的使用障碍以及与其他技术的融合程度；
(2) 作为武器使用的可能性，即将其武器化的可行性、其破坏或影响的范围以及实现预期结果的确定性；
(3) 能够掌握该技术的行动者的属性，包括获得专门知识和资源的机会，以及所需的组织规模。
该框架根据影响因素评估以下特征：
(1) 对滥用该技术的制止和预防能力；
(2) 对已经发生的使用该技术用于生物武器攻击的识别能力；
(3) 将攻击归罪于滥用技术的犯罪者的能力；
(4) 提供后果管理和恢复的能力，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其能力可以决定结果，因为无论生物事件的性质如何（自然的、意外的或蓄意的），这些能力都将减轻伤害。
3. 风险评估为制定治理措施提供基础
这些参考因素为新兴生物技术的风险评估提供了背景识别和合理性。此外，随着生物技术从医药和农业扩展到材料和能源，它们可以很容易地适应这些部门，以确保对新的生物威胁的识别。
这种科学的基于风险的框架完全符合科学界的机构监督或自治，并可用于审议和制定国家法律法规。每个框架都建议进行技术监测，以发现具有潜在滥用风险的新兴双重用途技术创新（也称为“地平线扫描”）；并进行技术评估，以确定滥用的可能性，包括可获得性、成本和易用性。这些特征为确定可治理性或基于技术评估的治理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奠定了基础。Tucker框架包括审查案例研究，确定了可治理性与技术本身的功能无关；相反，风险评估推动现有的政策或法规（如果有的话）可以减少技术滥用的风险。它还建议纳入潜在监督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采取任何治理措施都预期到潜在的有害成本，或对获得研究成果的意外负面影响。
额外的工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构建一个“工具包”
风险评估可以通过合理的生物风险管理工具加以补充，这些工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增加一层防范和降低操作风险。例如，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闭会期间就病原体安全和生物安全做法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这些做法将有助于促进国家和国际安全。
在协调实验室安全和生物风险管理的最佳做法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些做法可以在建立信任方面发挥作用。用于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检查表”是为了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的意外或故意释放。一个国际工作组将此类工作的资源和最佳做法汇编成一个培训和信息指南。同样，世界卫生组织正在更新其《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其中风险评估章节囊括了哪些风险管理工具可以应用于有害实验室制剂的安全使用、运输和处置的内容。所有这些工作都有助于收集可防止技术滥用的生物风险管理工具。重要的是，这些做法经常被整个行业采用，这是全球生物技术不断增长的组成部分。
在推动新兴生物技术方面，社会态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风险评估计划（Societal Risk Evaluation Scheme）是评估新兴生物应用风险的首批尝试之一，其直接考虑了社会对因滥用生物技术而导致的潜在不良事件的态度和预期的关注程度。自那时起，欧盟在“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理念下开发了工具，试图更好地使研究过程与社会的价值观、需求和期望保持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还将包括评估生物技术风险时对“法律、文化、社会经济、公众认知”方面的考虑。
通过将非科学家公民、企业和决策者纳入对特定新兴技术的社会成果的讨论，风险评估可以更具影响力，增强对责任的预期，并支持围绕新型生物技术的国际规范。随着生物技术从传统的生物学科发展到工程学和制造业，非生物学家正在使用先进的生物技术工具，这种包容性的对话至关重要。研究表明了对基因组编辑等特定技术的态度趋势，这些趋势进一步支持了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目标的全球伦理规范。
效益的权衡
对生物技术风险的评估必须与它们的潜在效益进行权衡。生物技术在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生产力方面都曾作出突破性贡献。新兴的生物技术不仅可以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提供这些能力上的进步和改进，还可以提供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的机会，这体现在全球对可持续生物制造的兴趣日益增长。许多国家制定了利用生物技术建立“循环生物经济”的国家战略，其特点是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减少日常用品和产品生产中的有害废物。此外，新兴的生物技术可以使医疗对策成为可能，以对抗意外释放或故意滥用生物制剂以及自然发生的病原体或病毒的后果。
尽管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对这一领域的效益进行合理评估对于权衡相对风险和效益至关重要。生物制造的出现似乎遵循典型的技术“炒作周期”。例如，最初人们对生物学可以“制造任何东西”的热情，导致了2006年至2012年间在化学品和燃料方面的大量投资，而这些投资并未达到预期。与传统方法生产的产品相比，生物技术产品的成本更低，但其经济回报尚未超过以石油为基础的产品的低价。行业正在转向利润更高的化学品和材料，并且正在采用更现实的战略和平台。随着行业的发展，追踪哪些生物技术可能成功并被公开采用将非常重要。随着全球生物经济的发展，既有获得经济效益的机会，也有实现利于整个社会的非有形效益的机会，如改善生活质量。
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评估生物经济效益的性质的早期工作已在进行中。尽管在技术应用阶段存在稳健、成熟的效益分析流程，特别是在医学和农业中，但在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效益评估落后于风险评估方法。在这个领域明确评估潜在效益所需的问题包括：人类、动物、植物或环境如何能从生物技术中获益；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及适用时间；最后，技术的研发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稳定?
结论
在未来几年，具有双重用途潜力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显著进展必将出现。基于科学的评估和评估工具可以帮助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并将监督的注意力和资源引向最可能或最相关的威胁。将这些风险评估和评估工具与生物风险管理和社会意识等其他工具相结合，可以帮助降低滥用生物学技术的风险。虽然没有适合所有国家或情况的单一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但这些框架提供了适应性很强的选项，可以补充自治和监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