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英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期刊发表了一项题为《利用医疗保健寻求行为估算孟加拉国医院监测系统所遗漏的尼帕疫情国际流行病学期刊爆发数》（Using healthcare-seeking behaviour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Nipah outbreaks missed by hospital-based surveillance in Bangladesh）的研究，以孟加拉国尼帕疫情监测为例探讨了一种估算公共卫生监测系统遗漏数、评估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监测效果的可行方法。 现有的监测系统存在遗漏 文章发现，目前孟加拉国的疾病监测系统通常是基于医院的病例监测系统，而由于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性别问题、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等种种因素，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前往医院寻求治疗，这就意味着如果仅依靠医院的监测系统来统计病例数量，很可能会因为遗漏病例而导致低估疫情的规模和影响。这是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1988年，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布了评估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指南，旨在通过对一系列特性的测量来评估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其中包括灵敏度和代表性测量。灵敏度是指监测系统检测到的真实病例比例，代表性则指其对疫情随时间变化的描述以及对地点分布、人群分布的描述。然而，测量系统的灵敏度和代表性仍需要外部数据来比较人群中疾病的真实发生率。此类数据来源可能包括医疗记录和注册管理机构，而这类机构在资源匮乏的国家中少有存在，因此，该文章认为须有其他方法来评估监测系统的特性。 患者于监测医院就诊概率的测量 2007年，孟加拉国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流行病学、疾病控制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Disease Control and Research,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arrhoeal Disease Research,Bangladesh.ICDDR，B）与美国疾控中心在朗布尔（Rangpur）、拉杰沙希（Rajshahi）、福里德布尔（Faridpur）地区的三家三级医院建立了尼帕监测哨点，来系统地检测脑炎患者患尼帕病毒的证据。任何经实验室确诊的尼帕病例都会在随后进行疫情调查，以确定社区中的其他病例；每次疫情爆发的索引病例都是第一位到医院就诊的病人。 文章假设病例是否被监控系统识别取决于患者的医疗保健寻求行为，这些行为因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和居住地离监测医院的距离远近而异。病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能会被监测系统遗漏：1、患者居住在远离监测医院的地方，于是去其他医院或私营机构就诊。2、患者由于病情过重或经济困难、交通不便等因素无法前去医院就诊。 为了估算患有严重脑炎的人在哨点监测医院就诊的可能性，该文章使用了孟加拉国三地区（Rajshahi、Khulna和Chittagong）医疗利用状况研究的部分数据，即对这三个地区医疗监测医院周边地区家庭调查的数据，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来估算患者去三级监测医院就诊的概率。由于寻求医疗保健的行为可能因疾病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文章还列出了患者最终死亡与否作为交互项（interaction term）： logit(Pr(Yi=1|di,xi))=β0+β1di+β2xi+β3dixi[1] 方程中Y指患者是否于三级监测医院就医，d表示病例与最近的三级监测医院间的欧几里德距离，x表示个体最终结果是死亡还是存活（死亡时编码为1，如存活则编码为0）。 监测系统遗漏的尼帕病例数测量 文章假设孟加拉国境内尼帕病例总数等于距监测医院每段距离的索引病例总数，且还将死亡和幸存的索引病例进行了分开考量： Ntot=∑d,x(ntot(d,x=0)+ntot(d,x=1))，[2] 其中ntot(d,x)是距离监测医院距离为d结果为x的尼帕索引病例总数，包括检测到的病例数和未检测到的病例数： ntot(d,x)=nobs(d,x)+nunobs(d,x). 假设被检测到的概率取决于到医院的距离，该文章将方程重写为： E(ntot(d,x))=nobs(d,x)+(1−Pobs(d,x))⋅ntot(d,x), 其中Pobs表示距离为d、结果为x的尼帕索引病例被检测到的概率（即在三级监测医院就诊的概率），它可以用公式1估算。因此，距离为d、结果为x的索引病例的总数为： ntot(d,x)=(n_obs(d,x))/(P_obs(d,x)). 为了估算尼帕疫情爆发总数，文章首先计算了在2007年至2014年间被医院监测体系检测到的所有索引病例距最近的监测医院的欧几里德距离，并确定患者最终存活与否。文章估计了nobs（d，x），即每公里可能观测到尼帕病例的概率（见图1），d的取值范围在距监测医院0到120km之间，且将存活的病例与死亡的病例分别进行了测量。随后通过公式2计算了尼帕索引病例总数，使用的最大距离仍是120公里，因为只有这个距离内的社区被纳入了医疗利用状况研究中。在研究期间，检测到的尼帕病例中也仅有一个超过了此距离，这表明被检测到的尼帕病例来自更远距离的概率很低。 该评估方法的可行性证明 从2007年到2014年，孟加拉国共检测到62次尼帕病毒爆发、145例尼帕病例。大多数疫情的爆发（72%）都包含一个被检测到的病例。索引病例聚集在孟加拉国的中部和西北部地区；未去监测医院就诊的病例大都分散在同一个地区，如图1A所示。监测医院检测到了55次疫情爆发（占所有爆发的89%）和110例病例（占所有病例的76%），其余病例均通过媒体报道等其他方式被检测到。大多数检测到的疫情位于距监测医院30公里范围内（图1B）。在医院检出的索引病例中，有89%（49/55）的患者最终死亡，而非索引病例的死亡率为76%（68/90），（p=0.054）。 就尼帕索引病例而言，进入监测医院最终死亡（即病情较重）的患者是存活患者数的3.2倍（95%CI：1.6,6.6）。然而，进入监测医院的概率也随着距医院的距离而变化，死亡病例进入监测医院的概率从距医院10公里处的82%（95%CI：58,94）降至距离50公里的54%（95%CI：38,69）；幸存病例进入监测医院寻求治疗的可能性从10公里的36%（95%CI：24,51）降至50公里的25%（95%CI：18,34）。 文章估算2007年至2014年间共爆发了119次尼帕疫情（95%CI：103,140）（图1D），每个尼帕疫情高发季平均爆发15次，其中被检测到的次数有62次。这意味着基于医院的监测系统仅有46%的几率检测到尼帕疫情（95%CI：39,53），其他监测方式检测到的概率为52%（95%CI：44,60）。 图1（A）2007-2014孟加拉国尼帕病毒患者索引病例分布地图，包括去过和没有去过监测医院的病例。（B）存活和死亡的病例、距监测医院的距离和尼帕疫情爆发数的分布直方图。（C）rho（d）预测和模型拟合有95％置信区间。（D）2007-2014年孟加拉国监测到的和估计未监测到的尼帕疫情累计爆发数。 假设每次疫情爆发的平均尼帕病例数为2.3（与研究期间每次观察到的平均病例数一致），则估测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274例病例，平均每个高发季节有34例。通过模拟，文章证实了其方法可以测量疫情爆发的真实数量（984,95%CI：914,1061；真实数量为1000），如图2所示。 图2模拟结果图 （A）模拟100×100-km区域疫情爆发的位置，具有空间异质性风险（通过Matern集群过程产生）。（B）检测到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取决于爆发地距医院[（A）和（C）中的三角形标志]的距离。此外，在外围象限中没有检测到疫情的爆发[（A）和（C）中的条纹阴影区域表示在外围爆发]。（C）检测到的疫情。（D）超过100次模拟估计的疫情爆发数（不包括条纹阴影区域）直方图。每次真正的爆发次数是1000次。 结论及公共卫生监测系统评估建议 文章利用患者的医疗保健寻求行为估测自2007年到2014年，孟加拉国爆发了119次尼帕疫情，共274起病例，比医院监测系统检测到的疫情数量多一倍有余。媒体和临时监测仅检测到了七次未被医院监测系统发现的疫情，因此这些系统也只能弥补小部分的不足。 文章认为当没有其他外部数据存在时，这种利用医疗保健寻求行为数据来估计遗漏病例数的方法是评估医院监测系统的有效策略。尽管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尼帕病毒爆发监测系统，但由于医疗护理获取渠道不足，孟加拉国的疾病监测能力仍存在差距，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都面临着这一问题。医院监测系统遗漏的病例反映了这类人群获得高等医疗护理的机会十分有限；如要改善监测系统，文章认为必须与除医院外的其他医疗机构合作。 文章还进一步建议将跨部门医疗保健利用状况调研纳入CDC监测评估指南中，用作评估系统敏感度和代表性的辅助工具。其他致力于了解其监测系统局限性的国家也可效仿孟加拉国，资助医疗保健利用状况调查，以更好地评估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监测效果并加以改进。 查看详细>>

4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员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质疑，警告其用于检测炭疽或其他空气传播生物武器的新系统可能比现有的、漏洞百出的生物监测计划（BioWatch program）更不靠谱。 《洛杉矶时报》早先也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披露国土安全部正在用一批时常无法分辨致命病原体和空气中花粉纸屑的设备来取代生物监测计划；这些设备也未能成功检测出微小的、未破裂的炭疽孢子。 众议院议员已于4月12日向国土安全部部长凯文•麦卡利南（Kevin McAleenan）提交了一份长达三页纸的信件要求其提供一份简报来说明用生物检测系统21号（BioDetection 21）来替代原先生物监测系统的依据。批准该替代行动的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James F.McDonnell尚未对这封信作出回应。 查看详细>>

4月17日，美国医院流行病学家、感染预防专家Saskia v.Popescu表示，美国的传染病医生正在日益短缺。 当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免疫豁免率的提升导致麻疹在美国多个州传播，耐药微生物继续在全球蔓延。Popescu认为，在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已知威胁与未知新型疾病方面，传染病医生都扮演着绝对关键的角色。 传染病医生短缺另一方面还可能影响感染预防和控制（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IPC）计划。据Popescu称，这些以医院为单位的计划大都需要传染病医生作医疗主任，从案例审查到政策指导都非常依赖传染病医生的工作。她认为传染病医生的短缺将会对全球应对传染病威胁造成深刻影响，无论这些威胁来自自然、实验室事故还是蓄意恐怖行为。 查看详细>>

4月17日，美国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Economics&Policy，CDDEP）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了中低收入国家抗生素稀缺问题。 此前，与抗生素相关的问题主要聚焦在过量及不当使用抗生素带来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上，而CDDEP的这份报告揭示了抗生素问题的另一面：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获取抗生素的机会十分有限。该报告认为，从资金不足的薄弱医疗系统到不可靠的供应链和高昂的自付费用，种种因素都在阻碍数百万人获取所需的抗生素。这种抗生素的稀缺可能会对全球公共卫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打破这些获取障碍，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鼓励研发新型、改进型抗生素；根据临床需要支持更多国家注册抗生素；制定国家实践标准和治疗指南；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必要的抗生素创新资金等。 同时，报告强调“如果因耐药性导致治疗效果不佳，改善抗生素获取的努力将是徒劳”。报告呼吁各国必须继续进行抗生素管理和耐药细菌感染预防，在此基础上来改善抗生素的获取途径。 查看详细>>

4月18日，Nature网站发布了一则关于中美紧张局势对科研之影响的调查新闻。文章表示，当下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中美之间持续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去。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称一些外国科学家“比如中国”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金使用方面存在违规行为，美国大学将对这些科学家采取制裁措施。 美国能源部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表示其正在禁止其员工、合同科学家和资助接受者参与由“敏感”国家政府发起的人才招聘计划。该备忘录虽未明确提及中国，但中国的确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招聘计划之一——相关人才计划。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科研人员的签证申请也施加了新的限制：准备在美国学习机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的中国毕业生不能再申请五年学习签证，仅能申请一年的签证。中国科研人员前往美国的学术差旅受到了影响，中国科技大学量子物理学家潘健伟由于没有及时拿到签证，今年已两次错过在美国召开的重大学术会议。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官员表示，大使馆已了解到在过去的12个月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无法获得美国签证来参与中美交换生项目和学术会议，具体原因尚不明确。 查看详细>>

据军事新闻机构Task＆Purpose获得的内部备忘录，美国国土安全部（DHS）正在考虑将芬太尼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标记。 芬太尼是一种在美国范围内较为流行的止痛药，也是一种被大量非法贩运的阿片类药物，其效力比吗啡高50至100倍。2017年，特朗普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已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但核防御专家Dan Kaszeta认为，使用芬太尼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种“边缘情景”；一位匿名高级国防官员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相对于芬太尼，沙林或芥子气武器更可能成为威胁，他称：“恐怖分子要用芬太尼进行袭击还不如将它出售换取资金来购买枪支弹药。” 查看详细>>

4月17日，来自政府机构、大学和私营公司的约200名专家参加了由卫生和公共服务部（HHS）主办的美国国家生物防御峰会（National Biodefense Summit）。美国政府拟通过此次会议寻求部署“国家生物防御战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的建议。 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Victor Dzau在会上表示，此次峰会要解决有关生物防御的实际问题、讨论阻止灾难爆发的方案。 峰会上，科研专家和政策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在美国建立更强的风险意识，防止自然发生的疾病爆发，减少实验室事故，以及针对敌对势力加强国家安全。他们还讨论了如何建立和维护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并对生物安全事件做出迅速反应以降低其影响。 查看详细>>

4月24日，美国健康信托组织（Trust for America’s Health，TFAH）发布的一则年度报告审查了联邦、州和地方的公共卫生资金，发现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资金持续不足。 报告表明：2017年，公共卫生支出仅占美国所有卫生支出的2.5％，平均每人274美元；2019财年计划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启动的资金为73亿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CDC的预算在过去十年中（2010-2019财年）实际下降了10％。 TFA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hn Auerbach表示，CDC的资金状况代表了美国国家和地方大部分公共卫生资金状况，而目前，CDC的预算“根本不足以满足”美国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需求。 查看详细>>

4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推出了一项用RTS,S疫苗对马拉维婴儿进行免疫接种的试点计划。 RTS,S疟疾疫苗由GlaxoSmithKline开发，目前已研制了30年，显示出了对幼儿恶性疟原虫的部分保护作用。该疫苗共须接种4剂，第一剂应在儿童满5个月后尽快接种，第二剂和第三剂均在前一剂接种一个月之后，第四剂在第三剂之后15至18个月内。 除马拉维外，WHO还将为加纳和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制定试点计划，以便使RTS,S疫苗与其他常规儿童疫苗一起得到供应。试点计划预计每年将为这三个国家的360,000名儿童接种疫苗。 WHO卫生官员表示，他们将评估试点计划的结果并据此为疟疾疫苗的部署提供更广泛的建议。 查看详细>>

据英国《卫报》（The Guardian）4月22日报道，美国政府威胁要否决联合国关于打击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一项决议，因其中包含了为“受害者”提供计划生育诊所支持的措辞，特朗普政府认为这暗示了对堕胎的支持。 这种措辞在草案中仅出现过一次，即“促请联合国各实体和捐助者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非歧视性的、全面的保健服务，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社会心理、法律、生计支持和其他多部门的服务，同时考虑残疾人的具体需求。” 以德国、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坚决拒绝放弃有关计划生育和女性健康诊所的措辞，他们认为这意味着放弃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妇女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代表团发言人表示“不对正在积极谈判中的决议草案发表任何评论”。 安全理事会外交官希望就决议的措辞进行更长时间的谈判。 查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