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社会风险。在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时代，国际社会积极应对，设立伦理委员会即是其中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一种建制化方式。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相继成立了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从国家层面系统、持续地处理生命领域的伦理问题，包括政策咨询、政策执行、伦理监督与意见统筹等。目前各国的伦理委员会采取了集中式（如美国）和分散式（如英国）两种比较典型的组织形式，其功能定位可分为综合性和单一性。美国、瑞典等在建立国家伦理委员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建立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 美国 美国作为国际上生命伦理学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之一，其显著特点之一便是设立了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提供高层次的政策性咨询。美国自1974年建立了第一个生命伦理委员会以来，因任务、主管部门的更换以及政府换届而变更，接续设立了7个类似性质的委员会，分别为保护生物医学与行为学研究中人体受试者国家委员会（NC），伦理咨询委员会（EAB），医学、生物医学及行为学研究伦理问题总统委员会（PC），生物医学伦理顾问委员会（BEAC），国家生命伦理学顾问委员会（NBAC），生命伦理学总统委员会（PCB）和生物伦理学问题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具有以下特点： 资金充足。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NC是委员会的成功典范，卫生部按NC的需要拨了500万美元，为其正常运作提供了保障。而不成功的EAB的年开支仅有50万美元，且在到期解散后，虽然卫生部认识到重新成立委员会的必要，并制定了新的AEB章程，规定除去行政人员开支后的年预算为100万。但因为筹不到资金，最后成立新委员会的计划流产。 定位清晰。委员会的定位根据其任务和目的的不同而变化。如NC主要是为了保护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人体受试者，而当时这些研究大多归卫生部管辖，所以国会将NC设在卫生部内，这样有利于材料收集、信息交流与反馈，并可加大所提建议付诸实施的可能性。PC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某个部门的管辖范围，所以它被设置成一个独立部门，直接向总统负责。 目标明确。NC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有人体试验的生物医学和行为学研究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并建立能保证此类原则实施的准则。NBAC的任务是研究保护人体受试者的权益及基因信息的管理与应用问题，向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人类生物与行为研究中的生命伦理学及临床申请等方面的建议，确定人类生物与行为研究需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PCB的主要任务包括：深入调查、发掘生物医学与行为学科技发展中的道德的重要性；探讨与这些科技发展有关的伦理学及政策问题；提供一个全国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论坛；推动对生命伦理学问题的理解及促进生命伦理学问题的国际合作等。 人员合理。委员会在人员设置上充分考虑其任务所涉及的学科及人员的专业背景和社会阶层等。例如PC由总统任命委员会的成员，11名成员包括3名生物医学或行为学专家、3名临床医生或卫生保健专家和5名来自伦理学、宗教学、法律、自然科学、社会学、人文学科、卫生管理、政府与公众事务等领域的专家。 信息公开。NBAC大部分会议记录与研究报告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并且公布时一般都附上有关术语的解释。各界人士也可通过多种渠道与委员会交流看法，如网络、电视、报刊书籍等各种渠道公开会议记录、报告征求建议，邀请非专业人员参与会议等。这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生命伦理学素质，为其他组织的工作提供便利，也有利于委员会自身工作的完善。 此外，美国国家伦理委员会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其大多属于期限性机构，创立时都明确了其到期时间。委员会频繁的变动导致本来可以积累得更好的经验及公信力流失了。这种变动与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瑞典 2004年，瑞典修订并发布的《伦理审查法案》确立了一个独立的中央伦理审查机构及6个地方伦理审查机构。瑞典的中央伦理审查机构设立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研究理事会。所有成员由政府任命，并由现任或离任的法官担任主席，4名成员有科学背景，2名代表普通民众。申请人可就地区伦理审查机构的决定向中央伦理审查机构提出上诉。当地区审查机构内部出现意见分歧时，也可将该研究移交中央机构进行审查。中央机构还负责对地区机构是否遵从伦理审查法案进行监督管理，并就该法案的实施进行指导。 瑞典研究理事会负责对地区及中央伦理审查机构的成员进行培训，这将进一步确保各个伦理审查机构的审查质量和一致性。伦理审查的过程非常透明，所有的行政管理信息，申请表格，甚至委员会成员的名单都在网络上向大众公开。政府的法律法规更是进一步公开，以加强民众的信心，参加研究的受试者及人权是得到保护的。由现任或离任法官担任主席这一事实进一步确保了审查的合法性，且免于外在压力的干扰。 英国 英国没有设立国家层面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采取分散式的组织形式。英国的伦理委员会包括地区性伦理委员会、多中心伦理委员会和药品研发/生产企业、大学、医学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地区性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在某一地区开展的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伦理学审评。多中心伦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多个地区（要求4个地区以上）开展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方案进行伦理学审评。药品研发/生产企业、大学、医学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只负责对本机构从事的医学研究项目进行伦理学审评。 目前我国一些院校、生物医学科研单位设立了生命伦理委员会，但总体存在职责不清、职能不全、审查过程缺乏监督等问题。究其原因，首先体现在缺乏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无法统一管理以保证国家生命伦理基本规范的一致，为制定地方和机构伦理委员会提供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为重大的生命伦理决策提供咨询、审核服务。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尽快设立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推进和完善我国生命伦理管理体制机制迫在眉睫。 查看详细>>

12月13日，Science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已下令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家停止获取新的人类胎儿组织用于实验，等待其监管机构美国卫生部的审查结果。该禁令影响到NIH管理的两个实验室，其中一个实验室由国家眼科研究所管理，另一个则由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管理。 美国加州旧金山格莱斯顿艾滋病病毒治疗研究中心主任Warner Greene表示，该中心正与接到命令的NIH实验室合作，禁令完全打乱了合作，一项关于艾滋病病毒最初如何在人体组织中定植的研究被中断。据了解，这些研究使用的是选择流产的人体胎儿组织，符合法律规定但遭到反堕胎组织的强烈反对。2018年9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为检测候选药物而获取人类胎儿组织的合同也被叫停。 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卫生部向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透露，涉及到人体胚胎组织研究的合同期限或将缩短为90天，而非通常的1年。据传相关合同可能被美国卫生部取消。美国卫生部否认了这些说法，称在所有这些工作的审查结果出来之前，还未就该问题做出任何决定。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卫生部下一步是否会限制NIH资助的外部研究人员——他们的项目也依赖于获得新的胎儿组织。 查看详细>>

12月5日，代表公共卫生、医疗保健提供者、生物技术公司和研究人员的国家组织联盟致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参议院少数党领袖Charles Schumer、众议院发言人Paul Ryan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Nancy Pelosi，敦促参议院在国会休会之前迅速批准《2018年大流行和所有危险防范与推进创新法案》（Pandemic and All-Hazards Preparedness and Advancing Innovation Act，PAHPAI）（H.R.6378/S.2852）。 两党重新授权该法案，将加强美国对自然灾害，新发传染病及化学、生物、放射性或核攻击的防御、准备和应对能力。9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H.R.6378号法案并将其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直在对该法案与其同名版本S.2852进行协调。美国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正在审议H.R.6378/S.2852法案。 查看详细>>

12月6日，美国卫生部（HHS）副部长Eric Hargan表示，HHS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签署了一份跨部门协议，开展“造福于地球上的人类以及前往月球及更远地方的个人的科学研究”。这项新的跨部门协议旨在覆盖整个HHS，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药品管理局和社区生活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Community Living）。每个机构将为新的研究项目签署单独的协议。 NASA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心律问题、营养和食物系统不足、认知或行为不良、以及未知微生物的检测和治疗。NASA和HHS还在探索偏远地区和野战医疗的自主便携式医疗能力、延长药品的保质期及其生产、以及改进用于隔离和监禁的工具方面具有共同利益。 查看详细>>

12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的一份关于健康和气候变化的报告称，减缓气候变化将减少传染病造成的死亡。 报告估算，到2050年，如果实现《巴黎协定》所制定的减排目标，每年有望挽救100万人的生命。气候变化造成热浪、风暴、洪水、干旱、传染病的日益蔓延和卫生设施的破坏而损害健康。WHO称，病媒和洪水也受到《巴黎协定》的影响，它们都是传染病传播的因素。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播登革热的蚊子的媒介传播能力已经上升了10%，气候变化导致洪水泛滥，这可能导致不卫生的环境，为传染病的爆发提供了条件。 WHO在报告中呼吁各国政府在分析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益时考虑健康因素，建议各国利用碳定价和能源补贴等财政激励措施鼓励各机构减少温室气体及其他空气污染物排放，鼓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消除现有障碍，努力增强卫生健康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查看详细>>

12月6日，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确定可能与组织级食品系统恢复力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如何在灾害响应中发挥作用，以及它们如何与组织对其抵御破坏性事件能力的信心相关。 研究参与者为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26家食品系统企业和组织的代表，分为两类：一类是致力于促进食品获取的组织，如政府办公室和非营利组织；另一类是在巴尔的摩从事食品供应和分销的企业和组织，如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采用分类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重点食品系统企业和组织的代表进行半结构化深入访谈。通过对访谈的语言迭代法分析，确定了以下10个可能有助于组织层面恢复力的因素：正式的应急计划、员工培训、员工出勤情况、食品供应、食品供应商、基础设施、地点和服务提供者的冗余、保险及事后学习。与较小、独立的非营利组织相比，那些规模更大、资源更充足且隶属于国家或政府合作伙伴的组织通常表现出更多的弹性因素。 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可靠地获得安全食品，食品系统组织必须加强其运营，以防范各种潜在的威胁。该研究对有助于恢复力的因素进行了审查，可以帮助食品系统组织、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确定对运营中各种不足进行调查的优先事项，以及在面临持续且日益增长的威胁时提高恢复力的潜在战略。 查看详细>>

12月3日，牛津大学发布新闻称，英国将建立首个专门的疫苗生产制造创新中心（Vaccine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Center，VMIC），该中心由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领导，标志着保护国家免受大规模传染病威胁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遇和方式。该计划旨在解决英国在后期疫苗生产中的差距，并将允许开发和生产用于临床试验和应对英国人群流行病威胁的中等规模的疫苗。该中心预计于2022年开始运行，位于牛津科学园新址。英国研究与创新部资助6600万英镑（8400万美元），商业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1000万英镑（127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VMIC将由三个学术机构管理，包括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查看详细>>

新兴生物技术具有双重用途的特点，需要在工业上采取生物安保措施，特别是在根据订单生产DNA序列的基因合成机构。由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人员开发的ThreatSEQ™DNA筛查网络服务是第一个实物数据库，建立在对病原体危险因素的十多年研究基础之上。它汇集了超过10000个关注序列，包括来自75种细菌、96种病毒、12种真核病原体和其他致病因子的850个关注序列类型。该服务包括一个先进的生物配置渠道，减少了合成供应商维护有效生物安保的负担。该平台通过面向行业的用户界面简化审查流程来审查筛选结果，从而用高质量的元数据和基因组背景的图形表示。ThreatSEQ近期被R&D100创新奖评为最终入围者，该奖项旨在表彰年度最具创新性的100项技术。 查看详细>>

12月7日，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of India期刊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印度一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了高毒力、耐碳青霉烯类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患者死亡率高达56%。研究人员表示，该发现代表了印度耐药病原体超强毒性形式的第一份报告。迄今仅中国报道过耐碳青霉素且超强毒力的肺炎克雷伯菌可引起严重感染，并在全身迅速传播。 查看详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期发布的消息，2018年12月6日至13日，全球共报道72例埃博拉病例。相关数据见表1。 表1 WHO近期发布的重大传染病病例 查看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