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多年前第一种疫苗被研制出以来，疫苗接种极大地减轻了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负担，其中最显著的效果便是根除了天花，并且控制了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白喉和麻疹等疾病。目前大量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改进现有的疫苗和发现新的疫苗上，比如2006年开发的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然而，全球人口密度、年龄分布和旅行习惯的巨变以及气候的改变都有助于新旧病原体的出现，这些病原体的存在成为疾病大流行威胁的风险。近年来，艾滋病毒（HI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等严重感染性疾病的迅速蔓延，突显出了全世界对做好疾病大流行万全准备的迫切需求，需要快速地研发和配备相应的疫苗以应对那些可能新出现的病原体。更重要的是，还要寻找新的方法来应对抗生素耐药细菌的感染。考虑到以上种种，现有的用于确定新候选疫苗的方法已经不足以保障全球了。因此，开发能够实现快速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的新疫苗技术至关重要。 9月19日，Frontiers in Immunology期刊发表文章《应对疫情爆发的新型疫苗技术》（New Vaccine Technologies to Combat Outbreak Situations），集中讨论了应对这些全球卫生威胁挑战的潜在新方法，包括病毒载体疫苗以及核酸（DNA和mRNA）疫苗等。 在疾病爆发情况下疫苗研发面临的挑战 传统的常规疫苗通过减毒或灭活相应病原体的方法，成功地减轻了相关传染病的传播，包括促使天花的消灭以及对脊髓灰质炎、破伤风、白喉和麻疹等疾病的控制。然而，现有的疫苗制备方法在疫情爆发的情况下可能并不合适甚至不可行。减毒活疫苗通常都有逆转的风险，这使得该方法不适于针对高致病性并且未经鉴定的病原体疫苗的开发。而灭活的疫苗可能无法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如埃博拉疫苗），甚至还可能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临床试验中，经福尔马林灭活的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会在野生型RSV感染中加剧疾病。此外，疾病爆发的具体情况也可能限制常规疫苗开发的可生产性。常规的方法要求对病原体的培养和繁殖，而在疫苗生产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个因素的阻碍，比如在体外条件下难以或无法培养出病原体，或者对病原体的培养需要在较高生物安全等级和专门的实验室中进行。因此，需要新的普适方法来对完整病原体经行培养，有效并快速地对抗疫情的发生。 要验证这些新技术能否对于未来的疾病大流行起着有效预防作用，还需要克服很多挑战。新发病原体的不可预测特性是全球疾病大流行防范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畜共患病不断对人类造成威胁，如艾滋病毒、SARS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这类以前没有被鉴定过的病原体被引入人群中。而流行性流感病毒引起的全球爆发表明，已知的病原体也有变异和适应新宿主或新环境的潜力。近年来的局部地区疫情和全球范围内疫情充分说明，RNA病毒引发疫情的风险最高，其高突变率有利于其的适应性。 由于在疫情爆发前无法确定相关病原体，时间跨度仍然是开发有效疫苗所面对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传统疫苗在临床阶段的平均开发时间基本都在10年以上。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方法，快速开发疫苗和进行使用许可，以防止新爆发的疫情蔓延全球。 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疫苗开发生产的成本。使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开发一种新的候选疫苗估计需要超过5亿美元，而进一步建立设施和设备的费用则从5千万美元到7亿美元不等。虽然说为了达到安全标准，某些疫苗开发的成本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在大多数传统疫苗技术中，对每种疫苗的专门生产过程和设施的需求使得疫苗的功能验证及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另一个问题是现有方法的生产力通常不足以供应全球疫苗接种。即便已经知道潜在的威胁，并且已经建立了疫苗生产的技术流程，比方说对流感疫苗的制备，在流感爆发的高峰期间，疫苗的供应还是存在问题。经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努力，流感疫苗在2015年时的潜在生产能力理论上说可以供应全球43%的人口接种两剂疫苗。然而疫苗生产的全球分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2015年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仅5%的流感疫苗剂量分布在东南亚、地中海东部和WHO非洲区域，而这些地方有着全球一半的人口。此外，大多数目前获批的流感疫苗鉴定病毒基因型和生产分发的过程要经历3-5个月的时间，这已经足够让流感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因此，面对疫情爆发的威胁，快速生产大量疫苗的技术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通过监测具有高流行潜力的病毒来应对这些挑战的机构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CEPI），它主要资助和开发针对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的疫苗。 疫苗技术 过去几十年间，一系列新疫苗技术发展蓬勃，从活病原体的靶向衰减技术到生物工程蛋白和抗原肽以及病毒载体和核酸抗原技术层出不穷。该文章重点讨论病毒载体及核酸疫苗。 病毒载体疫苗 基于病毒载体的疫苗需要在一个不相关的，经过人工修改的病毒中插入一个或多个抗原的编码基因，这是一个高度通用的平台。相比于目前许多成熟的疫苗技术，这种方法存在许多优势。这种技术通常采用有活性的（能复制但很微弱）或非复制型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研究已经构建了多种病毒作为疫苗载体，这些病毒进入宿主细胞后能够编码外源的抗原。 鉴于目前已经有大量不同类型的病毒载体可供选择，并且它们作为免疫原的使用操作和相关功能都有海量的研究，这种病毒载体疫苗是疫苗开发方面一个很有价值并且具有高度通用性的研发平台。 病毒基因组在经过改造后可以表达任何一种抗原蛋白，它们这种稳定接受基因组中插入较大基因片段的能力是对疫苗大量开发一个强有力支持。在用基因信息传递目的抗原的过程中，需高保真的抗原合成，准确定位和加工，比方说蛋白质的折叠、多聚、修饰以及保证其在细胞内被运输到特定的靶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人类病原体来源的病毒靶向抗原，它们会在人类细胞中自然表达。而那些细菌抗原或寄生虫抗原有可能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有着不一样的定位和加工方式。病毒载体能够在模拟自然感染的靶细胞中诱导刺激，从而激活有效的免疫反应。因此，病毒载体疫苗无需额外的佐剂即可接种。 虽然病毒载体疫苗有许多优点，但是疫苗开发时还必须考虑几个方面。首先，病毒载体是转基因的产物，因此有人认为它们的释放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其次，病毒载体疫苗的使用引发了对其在人体中安全性问题的关注，比如说这些病毒是否会整合到宿主基因中或者说减毒的疫苗在宿主细胞内是否会持续大量复制。这些问题都要在疫苗开发前和进行临床试验期间做好详细的评估。因为这些担忧不仅关乎疫苗安全，还很有可能在疾病大流行情况下导致临床研究的推迟。 在病毒载体疫苗的生产过程中，每个病毒系统都需要用不同的细胞体系进行培养，因此不同的病毒载体需要不同的制造设备。病毒载体疫苗的生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通常会涉及到多种来自人类或动物的成分，因此在疫苗生产的各个步骤中都需要对污染物进行全面检测。 DNA疫苗 核酸疫苗的开发和生产有许多优势，然而使用DNA作为疫苗的基础也有劣势。其中一个问题是注射这种疫苗后DNA质粒在体内是否会长期存在。事实上，很多临床前研究表明，在小鼠模型里，肌肉注射DNA疫苗后，该DNA质粒可在体内存在达两年之久，并且能检测到其低水平的表达和免疫原性。尽管在一些实验中并没有检测到小型动物模型肌肉注射后出现DNA整合的现象，但是在经过小鼠电转实验后能够观察到基因组整合的现象。这表明了整合现象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仍要在增加外源DNA摄取的体系中考虑到这一风险。 WHO建议将整合研究作为DNA疫苗临床前安全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要考虑注射含有非甲基化CpG序列的细菌DNA是否也会引发安全问题。在接种过疫苗的生物体内，抗药性的标记是否存在潜在表达能力这一疑问同样也引起了疫苗安全方面的担忧，研究人员会在新一代DNA疫苗中选用替代的筛选标记来消除这一疑虑。 最后一点，那些用来增强DNA疫苗免疫原性的细胞因子或共刺激因子的加入，可能会对身体内细胞因子的正常表达和释放产生不良影响，比如说造成广泛的免疫抑制、慢性炎症反应或自身免疫疾病。 RNA疫苗 尽管已有研究报道经皮内或淋巴结内途径注射裸露mRNA能够诱导免疫应答，但只有mRNA还不足以用作广泛使用的预防性疫苗。由于细胞外普遍存在核糖核酸酶可以催化RNA的水解，处于非保护状态下的裸露mRNA在生理条件下是高度不稳定的，并且由于其亲水性和强大的净负电荷性，进入体内后很难被细胞有效地吸收。而克服了这一系列问题的新一代mRNA利用了脂质纳米颗粒（Lipid Nanoparticle，LNP）一类的高效载体，使mRNA不受核糖核酸酶的影响，延长相应的抗原在体内表达的时间，因而在该疫苗进行体内注射后能够产生强有力的体液免疫反应和细胞免疫反应。 利用RNA疫苗激活天然免疫反应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系统性的I型干扰素对模式识别受体的激活有促进免疫应答的作用，但是它也会导致真核细胞内翻译起始因子2α的磷酸化，从而导致蛋白质翻译缓慢甚至是被抑制。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旨在克服I型干扰素通路激活所导致蛋白质翻译停滞以及mRNA降解的增加。然而目前尚不确定哪种方法会为人类预防疫苗提供更好的基础。 与DNA疫苗一样，mRNA疫苗能够诱导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反应。mRNA疫苗体积非常小，只包含了一个选定抗原的开放阅读区域（open reading frame，ORF）并辅以特定的调控元件，因此它们不会像病毒载体疫苗那样诱发机体对疫苗载体的免疫，因此可以进行多次注射。此外，mRNA疫苗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使用传统的注射方法（DNA疫苗的注射还需辅以基因枪等设备）。因此，mRNA疫苗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灵、快速、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方案。 总结 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及寨卡病毒的流行引起了全世界对威胁人类健康的病原体的防范与关注。新发病原体的出现可以促进疫苗研发平台的发展以应对未来疫情的爆发，为预防工作提供动力。新的疫苗研发平台，比如说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这与它们诱导特定免疫反应的能力、生产能力和安全性都有关系。 病毒载体疫苗能够诱导机体对其携带的特定靶抗原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事实上，许多临床试验已经证明，病毒载体疫苗，比如说VSV-ZEBOV在诱导人类产生保护性反应方面有很大的前景。然而，在非相关病毒环境下进行抗原传递使得这项技术在生产制造方面稍显复杂。DNA疫苗的生产拥有相对简单、完全合成的优势，虽然在DNA载体中存在的非功能性序列引起了监管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是新的DNA疫苗技术已经允许DNA载体只携带目标抗原的核酸序列。 与DNA疫苗一样，RNA疫苗技术支持相对简单，完全合成的制造工艺，可以使用相同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不同的RNA疫苗。不仅如此，在疫苗安全性方面，RNA疫苗缺乏在基因组中整合的能力，并且也不会如DNA疫苗一样的体内持续存在，这是其一大优势。可是，由于RNA疫苗是上述介绍中最新的一项技术，因此它在人类中的使用还不如前两者突出。幸运的是，迄今为止的临床研究在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并且为进一步的临床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查看详细>>

10月4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政府正在研究昆虫是否可以在农业紧急情况下用于减少作物损失。如果玉米或小麦等关键作物遭受干旱、自然疫病或生物武器的突然袭击，可快速部署这些携带基因工程病毒的昆虫。而这些病毒设想是进行基因修饰在单个生长季节保护植物。该计划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称为“昆虫同盟计划”（Insect Allies project）。 一群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和法律学者于10月4日在Scienc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该计划涉及的技术“可能被广泛认为是开发用于敌对目的的生物制剂及其运载工具”。批评者还表示，这项研究可能被视为开发一种潜在的生物武器。该计划的DARPA管理者Blake Bextine反驳了该文章称，该项目完全是出于和平目的，已由负责农业安全的政府机构审核，并在研究方案中设置了多层保障措施，包括对昆虫的全面控制。Blake Bextine表示，该计划涉及到可能具有“双重用途”的新技术，从理论上讲，这些新技术可分别用于防御或进攻目的，但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是如此。 该计划目前设想利用三种瘟疫昆虫：蚜虫、叶蝉和粉虱。在自然界中，这些虫子通常在植物中传播病毒。基因编辑的最新进展，包括相对便宜和简单的CRISPR系统，可允许研究人员定制病毒，以在受感染的植物中实现特定的目标。工程病毒可以打开或关闭植物某些基因，例如，控制植物生长速度的基因，这在意外的严重干旱期间可能发挥作用。 查看详细>>

10月16日，美国和以色列专家在《柳叶刀·传染病》期刊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作为生物恐怖主义的一部分，针对人为蓄意引发的疫情的防范准备能加强对自然发生疫情的应对准备，反之亦然。科学家概述了目前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分子最有可能使用的生物制剂、病原体传播方式以及病原体引发疾病的细节等。此外，还讨论了疫情爆发期间如何保护医护人员、疫苗的作用、风险沟通和国际准备等问题。 讨论得出以下结论：（1）针对人为蓄意引发的疫情的防范准备能加强对自然发生疫情的应对准备，反之亦然；（2）必须保持高层领导的责任和权威性；（3）医疗工作者应保持对具有生物恐怖主义潜力的生物制剂的认识，并考虑到未知病原体的存在；（4）需要改进个人防护设备，使其具有更好的用户体验；（5）必需提高实验室的紧急应对能力，特别是周边区域；（6）实验室应研发更快、更可靠的诊断测试方法；（7）应研发新的、改进的疫苗和治疗方案；（8）国际合作需要包括跨国演习。 查看详细>>

10月11日，STAT网站发表一篇报道指出，当“生物事件”（如2001年炭疽热袭击或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等）发生时，特朗普总统的新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包含了受欢迎的保护美国人健康的策略。然而，其中一些计划与政府的医疗保险和移民政策不一致。协调这两者对于实施战略至关重要。 这一战略有三个显著的积极措施。一是任命卫生部（HHS）部长Alex Azar担任生物防御战略协调机构的牵头人；二是该计划承认疾病“没有边界”，这项战略要取得成功，这是一项基本原则；三是强调在应对生物事件时使用诊断测试的战略重要性，使其与疫苗和药物同等重要。但特朗普政府关于医疗保险和移民的政策违背了生物防御战略预防、控制和治疗传染病的目标。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由美国领先的国家卫生机构HHS负责生物防御的策略是有道理的。尽管生物武器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自然发生的传染病比生物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可能会让更多的美国人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Francis S.Collins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Scott Gottlieb了解如何利用美国生命科学研究界的能力，包括大学和生物技术公司，它们都将在开发检测和治疗传染病的新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该战略没有充分认识到，一旦出现传染病风险，控制进一步传播的唯一最佳途径是确保接触者在感染他人之前得到医疗护理。备受争议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的原则之一是增加获得医疗保险的机会。基于ACA，与2010年法案签署生效前相比，更多的美国居民与医生和“医疗之家”（medical home）建立了联系。特朗普政府通过减少有医疗保险的人数或医疗报销覆盖率，削弱了ACA的努力，也降低了美国的生物防御能力。美国人生病时，不太可能有正规的医生，也不太可能去看医生。这意味着传染性疾病的诊断可能会被推迟，或者完全错过，使其可以在社区中传播。在一些没有扩大医疗补助的州，特别是那些有农村人口的州，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险。 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第二个漏洞涉及移民问题。政府的反移民立场可能会产生增加传染病传播的意外后果。非法移民可能会避开公共卫生诊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被确认身份，与家人分离，并被驱逐出境。美国政府最新的“公共负担”（public charge）提案将限制使用公共福利的移民的绿卡和签证，甚至可能使合法移民害怕使用他们有资格获得的福利，包括医疗保险。 虽然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反映了HHS的专业性，但美国政府在《平价医疗法案》和移民问题上的政策，让数百万人无法随时看医生和进入诊所。这对社会是危险的，因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疾病传播的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边界不仅仅是国界，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保险人和未被保险人之间也被划分了界限，这将对我们应对“生物事件”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查看详细>>

10月8日，Nature Medicine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显示，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Zurich）Gerald Schwank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应用一种新开发的编辑工具定位和纠正基因突变，通过该方法已治愈了患有苯丙酮尿症（干细胞中编码苯丙氨酸羟化酶的基因突变）的小鼠。 研究人员发现，经过一种胞嘧啶脱氨酶改良的CRISPR/Cas9系统可以特异性结合到需要修正的基因位点上，然后在该处打开DNA双链。脱氨酶将引起疾病的DNA碱基对C-G变为T-A（胞嘧啶脱氨酶可以使胞嘧啶C脱氨形成胸腺嘧啶T），后者一般出现在健康个体相应的碱基位点上。这样一来，发生在苯丙氨酸羟化酶DNA序列上的错误就会得到纠正。在传统的CRISPR/Cas系统中，诱导DNA双链断裂是基因组编辑的核心要素。DNA双链会在一个特定的点被切割，而细胞则会试图用其本身不同的机制来修复这个损伤。如果从外部将匹配的DNA序列添加到细胞中，就可以通过一种专门的修复机制来精确修改特定的遗传序列。而问题是，大多数人类细胞都会使用一些会产生预期外突变的DNA修复系统。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新的基因编辑工具比传统的CRISPR/Cas9方法更有效：在小鼠肝脏中出现错误的基因拷贝中，有多达60%得到了纠正。这使得苯丙氨酸的浓度下降到正常水平，而动物在接受基因编辑工具治疗后不再表现出任何紊乱的迹象。Schwank指出，这种方法在人类治疗相关疾病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后续还必须进行其他动物模型的临床研究来测试这种新工具的有效性和安全性。Schwank教授目前正筹备资金用来在像猪这样的动物模型上进一步开展跟踪研究。 苯丙酮尿症并不是影响肝脏的唯一遗传代谢紊乱疾病。例如，尿素循环紊乱会妨碍人体从血液中移除氨，使其无法代谢为尿素。这种紊乱主要会导致中枢神经功能障碍，目前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就是肝移植。因此，Schwank教授也希望能够测试新开发的基因编辑工具来用于此类疾病的治疗。 查看详细>>

10月4日，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人员在PLOS Pathogens期刊上发表一篇社论指出，出版受关注的双重用途研究（DURC）的影响一直是科学界广泛深入讨论的主题。在一系列意见文章中，该期刊打算通过科学界知名成员的四个不同的观点为这场持续的辩论做出贡献。 这些意见中代表性的四个作者群体包括：PLOS ONE期刊近期刊登的关于马痘病毒研究的作者Ryan S.Noyce博士和David H.Evans博士、该文章的学术编辑Volker Thiel博士、以及主张改变DURC相关研究同行评审和发表程序的Thomas Inglesby博士和Kevin M.Esvelt博士。这些作者就DURC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传染病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见解深刻的评论。 2018年初，Ryan S.Noyce和David H.Evans等描述了一种从头合成马痘病毒（HPVX）完整序列的方法，该病毒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未在野外被检测到。作者旨在设计基于HPVX的疫苗方法，以改进现有的基于牛痘病毒（VACV）的活疫苗。该研究包括从头合成HPVX的详细方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开发其他基于病毒的活疫苗的讨论。因为所描述的方法可用于合成任何痘病毒，特别是1980年已被根除的天花病毒，这项研究的发表引起公众和科学界就是否应该允许这类研究展开了激烈讨论。 鉴于围绕PLOS ONE文章的讨论，PLOS Pathogens杂志的编辑考虑到其广泛的传染病读者群，希望通过同行评审和发表来指导这四篇观点文章并促进讨论。共同发表这些观点一方面促进和鼓励对出版DURC相关研究的影响进行健康而和谐的讨论，另一方面，将HPVX研究视为考虑未来类似工作的模型。 查看详细>>

10月1日，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廉价的疫苗生产方法，可将疫苗生产和储存成本降低80%，同时不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该研究结果发表在EBioMedicine期刊上。 疫苗是预防和根除传染病的最有效方法。目前，许多疫苗必须在细胞培养物或卵中制造，这些方法十分昂贵并且具有污染的风险。此外，大多数疫苗在从制造商到医疗保健诊所的运输过程中必须保持冷藏。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种冷藏要求占据了疫苗成本的80%以上。研究人员表示，脱离细胞或卵子培养以及冷藏将改变疫苗开发过程，这种疫苗技术可能成为开发针对很多病原体的减毒活疫苗的通用平台。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研究团队设计了DNA形式的减毒活Zika疫苗，一旦DNA被输送到人体后就会在细胞中发射疫苗，引起抗体和其他保护性免疫产生。使用这种方法，不需要在细胞培养物中或在工厂中制造疫苗。由于DNA分子具有稳定性，因此疫苗不会在高温下失效，并且可以在室温下储存多年。该研究小组表明，该DNA疫苗在小鼠中非常有效。使用单次低剂量后，DNA疫苗保护小鼠免受怀孕期间母婴传播、男性生殖道感染、损伤导致的寨卡病毒感染等。 查看详细>>

10月16日，PLoS One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显示，自1999年推出抗生素以来，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相当广泛的地理分布，并且通常针对的是常见病症而非耐药性感染。 1999-2014年进入市场的25种新抗生素中，仅12种在10多个国家注册销售。地理分布最广的产品包括10年内在70多个国家销售和3年内在30个国家销售。仅13种新抗生素（52%）的适应症包括耐药菌引起的感染，并且目标病原体和适应症差异不大：18种是针对社区获得性呼吸道感染、14种是针对复合型皮肤软组织感染、12种是针对尿路感染。目前没有一种抗生素是针对革兰氏阴性菌的。 新抗生素主要在日本和美国生产，7种在日本上市，12种在美国上市。截止2014年，地理分布范围最广的抗生素均已进入60多个国家，包括厄他培南（ertapenem）、利奈唑胺（linezolid）、莫西沙星（moxifloxacin）和替加环素（tigecycline）等。这些抗生素均源于欧美公司，并在这些地区投放市场。一般而言，日本上市的药物在其他国家获得的可能性较小，针对耐药菌感染的抗生素往往具有更广的地域分布。 查看详细>>

10月2日，Food Safety News网站报道，尽管加拿大农业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加拿大威尔逊中心研究所提议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建立一个双边食品保护体系，但10月1日公布的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保留了现有的食品安全条款。该协议现在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 Food Safety News网站指出，在前期的讨论中，加拿大农业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加拿大威尔逊中心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长达8页的调研材料，敦促加拿大和美国联合建立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新协议中涉及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部分不包括任何实质性改革，并包含类似于以前的NAFTA目标，例如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以及推进基于科学的决策。根据该协议，专家小组将在法律监督下根据相关国际标准处理各方的食品安全纠纷。 查看详细>>

10月2日，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Sta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大臣Matt Hancock宣布，计划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下，5年内对500万个基因组进行测序。此外，由英国国家基因组计划（Genomics England，GeL）运行的“10万基因组计划”（100 000 Genomes Project）将扩展至包含100万患者的全基因组测序。截至10月1日，GeL已经对超过87000个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 查看详细>>